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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和后来的肃反扩大化  富田事变   这支成立于1930年7月的苏区劲旅仅仅存在了一年，在1931年7月遭撤编解散。  事情要从苏区整肃“AB团”说起。  AB团，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 1926年底，北伐军总部驻地南昌，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蒋介石、陈果夫的支持下，在南昌建立“AB反赤团”，将***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控制了省党部的大权，并成立了江西省政府，篡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肆无忌惮地在江西各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27年4月2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四二***”，组织群众围攻AB团控制的国民党省党部，AB团骨干分子大部被抓，其它跟随分子也树倒猴散，销声匿迹。“AB团”被一举摧毁、解体。  因“AB团”以***著称，当时的中共中央不敢懈怠，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清党”、“肃反”的指示，1929年11月13日，向江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及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会议组成了红四、红五、红六军和中共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组织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以刘士奇为临时负责人。二七会议对于推动赣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及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前委作出越权决定，开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的党籍，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会议还作出决定，将原赣西地方武装的主要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人，作为“四大党官”予以枪毙。赣西南党内斗争乱打乱杀的先例由此开启。（广东政协文史委员会《同舟共进》2015年刊发的《“富田事变”的前前后后》）  1930年5月，江西省委声称“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城活动”，并特别提出：“西河的红军赤卫军，过去在AB团领导之下，走到腐化的危险地境去了”，要予以严厉“整肃”。这里提到的“西河的红军赤卫军”，就是红二十军的前身。在省委的指令下，赣西南特委大动干戈，在赣西南苏区掀起了一场错误的整肃“AB团”的运动。赣西南苏区党政机关内一大批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说过牢骚怪话、与领导有不同看法、产生过争论的、甚至吃过馆子、谈过恋爱的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苏区一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  1930年11月底，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在宁都被当作“AB团”首要分子被逮捕。李文林是东固红色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东固与井冈山隔赣江相望，所以东固根据地人称“东井冈”。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曾将东固红色根据地喻为“李文林式”的红色割据，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并驾齐驱，大加赞许。李文林被捕，赣西南苏区一片惊愕和哗然。   1930年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携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率红十二军一个连去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镇，整肃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信中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月7日下午，李韶九到富田后，以钦差大臣自居，立即率兵包围了省行委，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秘书长马铭等8人，随即严刑审讯。在李韶九的酷刑之下，段良弼和李白芳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并招出他们所认识的一些重要人物”。第二天，李韶九又根据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从省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内抓了10个人，并施以同样的酷刑逼其承认是AB团。仅仅两天，被李韶九抓捕关在富田的“AB团”分子达120余人。许多被抓之人怕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有的还诬供出李文林、丛允中(省行委常委、赣南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等是“AB团首领”、“总团长”、“分团长”等。   12月9日，李韶九根据总前委的指令，将关押在富田的“AB团”分子交给古柏等人处理，自己则率红十二军一个排，押着被捕的谢汉昌为“活口”人质，从富田直奔红二十军军部驻地东固。由于有人招供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首领”，李韶九立即召见刘敌。刘敌从兴(国)、泰(和)边境前线率领第一营于11日匆匆返回东固。  李韶九与刘敌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同乡，而且在江西红二团共过事。所以，当刘敌用家乡话对李韶九表态要永远跟着李干革命后，李韶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谈话后派人将刘敌送回第一七四团一营营部。刘敌回到部队后与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李韶九来肃AB团是一个大阴谋，决定写信让他来开会，趁机将其扣留，逼其讲出阴谋。张兴听说李文林、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曾当时在家中养病）都被怀疑为AB团，当即前往东固军部质问李韶九，结果一去即被扣押。刘敌闻讯后率一七四团一营将军部包围，释放了被李韶九带来东固的谢汉昌等所谓AB团分子，李韶九闻风而逃。当天晚上，刘敌与谢汉昌又率部赶到富田，包围江西省行委，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释放了被关押的近百名所谓AB团犯人。古柏、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陈正人夫人）闻讯连夜从富田逃往兴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也从机关逃出，前往宁都的黄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录自“东固革命根椐地博物馆”记载）   “为什么发生富田事变，主要原因就是乱打乱杀AB团，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一触即发。”（《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之所以发生乱打乱杀，与身为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负责人的李韶九刑讯逼供直接关联。1932年1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心论”。  而邓小平同志在当年对事变的发生有过更全面和深刻的分析：“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富田事变发生的当晚，刘敌、谢汉昌及被释放出来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同时认定这次李韶九等人抓AB团有阴谋，错误地提出了“打倒xx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  12月13日，事变领导人率红二十军从富田横渡赣江到达河西的永阳镇，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原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被推举为代理军长。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和当地两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摆在项英及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处理富田事变。  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决定将事变领导人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至于在他们影响之下，和其欺骗的党员党是号召他们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还强调“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  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将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与一般干部战士加以区别，在对事变领导人处以严厉的组织处分的同时，希望受“其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并没有将参加事变者全部看作AB团分子；同时强调以往在肃AB团“执行中发生许多错误”。随着对富田事变前因后果的了解，特别是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到河西之后，不但没有投降敌人，而且还将误捕的易尔士释放回总前委，又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继续从事对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还准备再次攻打吉安。在这种情况下，项英倾向于以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富田事变。2月4日，项英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指出：党内领导的互相摧残是国民党才有的，在***内绝没有这种事情，是不容许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进一步缓和。  然而，项英用内部问题的方式解决富田事变的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终定性。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严令“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  而此时，红二十军还在河西英勇战斗。4月4日，红二十军决定攻打吉安重镇永阳，此地驻有国民党罗霖师一个旅，战斗打得很激烈，红二十军抢占的阵地险些被守敌的反冲锋突破，敌人已冲到了阵地跟前。在危急关头，肖大鹏指挥部队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终于打退敌人反扑，配合独立师占领了全镇。这次战斗将守敌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击溃，俘敌几十名，缴枪几百支。永阳战斗结束没几天，肖大鹏听说敌人一个团来到横江渡，于是，他又率领二十军奔袭横江。部队一气冲入街中，战士们各自为战，见敌就打，将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战斗结果，几百名敌人当了俘虏，***也缴获几百支，残余敌人仓皇沿禾河逃向吉安。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红二十军根据上级的指示，归属河西红军总指挥部，和红七军、湘赣独立一师在廖塘桥战役中，两面夹击，歼灭驻安福的韩德勤部一个团，缴枪千余支，俘敌数百人。安福大捷后，三军乘胜挥师茶陵、攸县、安仁、酃县、直挺遂川，连克五县，军威大振。   4月17日，中央代表团根据政治局决议精神，又作出一个《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  这一时间，由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的“百色起义”创建的红七军，已辗转抵达中央苏区湘赣边界的永新。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信示：“中央决定将赣西南之二十军编为七军，充实七军的力量”，并要求注意“二十军内部少数干部”，“曾经脱离了过去总前委的领导”，要“揭发出来”。  1931年4、5月间，应项英之邀从河西来到苏区中央局检讨错误、解决问题的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宁都青塘“开会”，随即被拘捕，并相继处决。与“富田事变”毫无牵连、在家养伤、并受中央局委托过河西动员事变领导人同中央局解决问题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也于翌年5月在公略县被当作“AB团首领”处决。与此同时，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在万泰县被当作“AB团要犯”处决。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代理军长萧大鹏率领下，同红七军一起，从河西苏区永阳等地出发，经遂川草林、南康唐江等地，从赣县江口渡江，到达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23日，红军总部派来的一个警卫连，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到于都东北部的平头寨(现称平安村)祠堂“开会”，实为逮捕。随后，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200余人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遭到处决。（数据转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03页）红二十军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七军和红十二军。红二十军从此不复存在。   1980年，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经说过：“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这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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