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拼命工作依然没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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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下，甚至有人提出“月收入不足五千就不要回家过年”的观点

贫穷不一定意味懒惰，有些人无论工作多努力都无法脱离贫困尽管工作能明显减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仍然存在拼命工作却依旧贫困的人

长久以来，人们笃信勤劳致富，贫穷则与懒惰、不上进等挂钩，是由个人所致——只要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只要工作就可远离贫穷”是一种传统的贫困观（各国“民政”救助对象——孤老残幼主要就是那些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减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生存的人）。但这种传统的贫困观却被“工作贫困者”颠覆了。

工作贫困者，来自对英文“Working Poor”的翻译，综合美国、欧盟对其的定义，工作贫困者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他们的确努力工作、不懒惰，但收入永远只有这么多（这与在线翻译软件所译的“穷忙族”——职位不高、事业进展不大的白领含义相差甚远）。美国社会学家马琳· 金（Marlene Kim）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工作能明显减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但并不是万能药。大部分在职贫困者如果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工作 52 个星期）将仍然保持贫困”。

中国工作贫困者就主要来自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居民服务等工时超长的行业

学者姚建平根据统计《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得出中国住宿餐饮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等七大行业的劳动报酬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其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都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60%。鉴于如何衡量贫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以国际贫困线（通常是该国家或地区社会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标准，这七大行业工作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贫困者。

而这些行业恰恰加班严重、工时超长，《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列二至四位，且以上四个行业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49小时界限……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自身劣势无疑是他们陷入工作贫困的重要原因

国际劳工组织在《摆脱贫困》的报告中提到，非正规经济和贫困经常有重叠现象。并对非正规经济作出定义——缺乏劳动国家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的从业人员。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情况来看，非正规经济中传统的两个主要群体是农民工和临时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工作贫困者增长的同时也明显伴随着这两大群体规模的显著增加。

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临时工，他们同样缺乏教育背景，没有知识资本，是处在就业技能最底层的工作者，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岗位（诸如住宿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等行业）。而这种非技术性的岗位在劳动力市场比没有技能的工人要少，自然就缺乏议价能力，干更苦更累更长时间的活，报酬却是更低，不足以使其自身和家庭摆脱贫困。

当然，这种工作者因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就业技能等自身劣势陷入贫困的现象在世界广泛存在，大卫·罗斯等人对加拿大143位短期福利救助接受者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力是这些人最常见的工作类型（37％），接下来是擦洗工（17％）、服务员（9％）、渔业工作者（6％）、伐木工（5％）。

处在就业技能最底层的劳动者，往往缺乏劳动国家法规保护和社会保障

中国的工作贫困者，还有其独特性一些20至30多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群体成为工作贫困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中国工作贫困者的主要群体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等学者的研究，从年龄分布来看，“逐渐由“40、50”的中年群体，转移到了20至30多岁年龄段的青年群体。除了新生代的农民工，还有20至30多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群体构成工作贫困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较农民工和临时工，这些人如果自称“贫困”，貌似是矫柔造作。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2013年的“蚁族”（来北京居住一个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户籍、接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以聚集形态居住且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月平均工资4133元并不算低，北京团委2012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与服务》报告称北京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558元。但从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费能力来看（特别是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昂贵”房租），他们本质上仍然属于城市中的工作贫困者，是相对性的贫困。

他们的父母大多出身于社会的底层，形成贫困复制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

严格意义上来说，青年就业困难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社会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14全球青年就业趋势》 (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显示，全球青年失业率超过了13%，这个数据超过整体失业率两倍多。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青年的薪资也越来越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5%，而且获得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等福利的人群比例也呈下降趋势。

但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陷入工作贫困更多因代际传递。根据廉思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蚁族”来自农村的最多，占到总体的55.0%，其次是县城和乡镇，比例分别为14.9%和13.6%；家庭年收入方面，不足5万的比例最高达36.4%，20万以上的不超过6%；父母学历较低，以父亲为例，“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9.2%，“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1.2%，且父母从事农业生产者多（分别为41.8%和46.7%）。

“住房资源”正逐渐代替“职业”成为中国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

这种社会底层的出身，注定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本非常稀缺，加之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高等教育类型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等诸多因素，他们的工资待遇并不如想象中高。工资虽然不高，但大城市住房等成本却非常大，最终，他们走向贫困复制贫困之路。

这种工作贫困并不简单随着职业积累而好转，需要更多救济要摆脱工作贫困的窘境，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等是非常重要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世界工作贫困者阶层形成的根本推动力量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技术进步。为了摆脱工作贫困的窘境，发达国家采取了种种方法。例如，克林顿政府曾宣称要通过“工作安全计划（Working Security Program）”，让每一个有工作的美国人摆脱贫困。该计划形成了一系列工作安全的决议，包括提供更多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大幅提升“收入所得税抵免（EITC）”，授权雇主给员工更多除工资以外的福利，福利接受者找到工作后继续给予福利等等。

除此之外，重建“工作”背后的“社会基础”更加必不可少

要探寻克服贫困怪圈的办法，更要重建“工作”背后的“社会基础”，毕竟，一个人拼命工作却依然陷入贫困，除了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失衡，社会保护力不足、社会活力不足，民间社会萎缩也是直接原因。中国工作贫困现象的出现就与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等社会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取消不合理的人为制度障碍，正如当年英国为推进市场经济取消济贫法的户口制度一样。例如合理分配房地产资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群体陷入工作贫困很大程度受限于住房。现在，“住房资源”正逐渐代替“职业”成为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固化的重要因素。一个人一旦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意味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

dlsit

这种极端理论...